张景河，男，河北邢台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公司特聘专家，润滑油行业技术前辈，曾被誉为“中国润滑油工业之父”。张景河老师于近期不幸辞世，享年90岁。现公告张老师的职业经历及专业成就，张老师的一篇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职业经历及专业成就
张景河，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化工系、北京石油学院研究生班，194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西北工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四川石油学院和西安石油学院任教并进行科学研究。文革期间西安石油学院被迫停办，张景河老师于1970年7月至1985年3月在兰州炼油厂研究所工作。西安石油学院恢复建校后，1985年张景河老师被调回学校工作。张景河老师曾任中国石油学会甘肃省分会科普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甘肃省分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科技情报学会高校委委员。
自1948年以来一直关注并从事润滑油及添加剂研究。1974年在兰州炼油厂研究所担任石油部重点科研课题“兰—109”会战组技术负责人。成功研制我国高档润滑油所用的最早国产的主要添加剂“烷基水杨酸钙清净剂”（T109添加剂）。T109于1976年工业化生产，1977年在甘肃省燃化系统科学大会上获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7年主编《国外内燃机油添加剂》一书，于1981年获石油部炼油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1979年在石油部科技情报大会上获先进情报工作者称号。
1984年在甘肃省科技情报学会参编的《科技情报专题讲座》，1988年获甘肃省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
“制备润滑油清净剂的钙化工艺”1989年获中国发明专利（为第二发明人）。
1990年主编《石油文献检索与利用》由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优秀教材二等奖。
1991年主编《现代润滑油与燃料添加剂》及参编《中国炼油技术》，相继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后者于1996年获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7年参编《现代润滑油生产工艺》由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
2001年负责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石化总公司委托的研究项目“润滑油清净剂胶体结构及其与性能关系的研究”获陕西省高科技进步二等奖。
曾撰写的论文《润滑油清净剂胶体结构冷冻蚀刻电镜观测研究》被评为陕西省第四届自然科学三等优秀学术论文；编写了“石油部添加剂学习班部分教材”、《国外内燃机油添加剂》，编著了《科技情报工作概论》、《现代润滑油与燃料添加剂》等书；累计翻译出版和著作和文章约40万字。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及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过学术论著40余篇。
张景河老师自述文章：
我从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往事回忆录
在这举国上下热烈纪念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那段难忘历史过程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历史见证人，怎能默然置身事外呢？在这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的时段，我想仔细遴选抗战时期对我今生经历轨迹影响深远的机遇事件作一回忆，供当代知我的同志们，尤其是青年后生同志们的参考，加深对那段难忘历史的细致了解。
1927年4月15日我诞生于河北省邢台市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张倩玉1920年前后从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毕业后历任河北省立各中等学校（包括中学、师范）理化教师，母亲张杨氏是家庭妇女，另有兄、姐、弟数人，大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令我难忘。1936年冬季发生的“双12西安事变”和接踵而至出现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给我这个当时刚满10岁进入少年时期的，对国家、世界大事从未关心过的童年启蒙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懂得要关心社会时事和爱国守法，正直做人等基本道理。这时，我已在省立邢台师范附属小学升到六年级了。当日本侵略军已攻占了河北省会保定市，直逼我的家乡邢台市时，父母决定全家分批乘火车随逃难人群来到祖国的大西北西安市大伯父家暂住（大伯父与大伯母因二人身边无子女拖累，于一年前即由友人介绍来到西安供职于西安市政某部门，为我家腾出一个较大房间）。这时西安市挤满了失业难民，大人求职不易，我家经济情况突然下跌，七、八口人挤住大床、地铺，天天小米干饭粗粮充饥，且由家乡带出的衣物、存款也有限，生活水平陡然下降。正在这惶惶不安担忧今后生活出路问题之际，社会上传出国家教育部正在登记由沦陷区流亡来陕的中学教师及学生（那时蒋介石政府多年来忙于打内战剿共，教育不发达，即使在较发达的沿海省份所办师资水平较好的中等学校也并不多，能够离开家长独立来后方的青年学生也较少），因此我家立即登记，参加了共约由两千余个家庭成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国立甘肃中学（后改名称为“国立第五中学”）。后来得知全国成立了25～30所这样的国立中学，分布在我国中部的河南、西南的四川和西北的陕西、甘肃等省。流亡学生由国家提供贷金生活费（实际是有借无还的公费）以解决基本的生活所需）。国立第五中学首任校长就是抗战开始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的查（音“zha”）良钊，他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是位交开朗的民主人士，深受大多师生的尊敬爱戴。1938年春，在他领导下，千余师生及家属组成庞大编队由西安乘火车出发到宝鸡，那时再往西行就没有铁路和公路了，只能靠步行，行李则靠畜力载运。在当时高涨的爱国主义抗战精神鼓舞引领下， 我们数以千计的师生以及家属等徒步翻越陕甘边境的关山，沿渭河北麓的山地步行了约半个月多，到达了据传说是我国汉族最古老祖先伏羲和女娲诞生地的甘肃省天水市。校址设在城北半山坡上空房面积较多的风景名胜之地“玉泉观”。这时我与二哥张景沸都蒙批准成为国立五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大多是国立五中教师或职员的子女，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未毕业，是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被录取与二哥编在同一个班内。）
1938年春国立五中刚成立时，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沦陷区的教师、学生互不熟悉，在我国知名教育查良钊校长的领导下，学校内爱国民主的气氛很浓，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不同省籍的同学会这样的横向联谊组织。河北同学会主席郝萌棠、何长义（后来得知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把我们初中低年级的河北省籍年幼同学召集到一起，说是要成立个少年儿童组织，利用课外时间开展些有益活动，使大家得到全面发展，并由我们自己讨论取名“英童队”（实际上类似于现在的少先队，只不过年龄比少先队员大了些，而比共青团员又小了些）。当时参加的约有三、五十人。现在还能清楚记得姓名的有冈英民、王道中、赵希斌、刘旭、张梦瑶、张克俭、温庆森、崔化民（后改名常鸿）、张景沸、张景河．．．．．．等。主要领导人就是郝萌棠，他已是高中三年级学生，穿着很朴素，戴眼镜和蔼可亲。他经常流露出对那些热衷于谈恋爱，缺乏朝气的同学鄙视，鼓励我们关心时事、奋发向上。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敬重他。
在郝萌棠领导下，我们利用课余开展的活动真是丰富多彩而有意义。例如，坐在树荫下讨论时事，结合学习态度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去城郊天水郡配合高年级同学共同宣传抗日。在校内八角亭跟随高年级同学学唱来自敌后解放区的抗日歌曲；学习拉丁文新文字（即现今汉语拼音的前身）；还办了“英童”壁报，大家踊跃投稿，发表对时事的见解，报头由高年级擅长美术的同学绘制得很精彩，颇为吸引人，内容也生动活泼，观看的人不少。此外，还多次在玉泉观后山上做游戏学习游击战术，这种活动很使我们这些年幼同学开心。所有这些活动，使我们感到生活在一个互助友爱的大家庭里，大家共同关心国家命运，互相激励奋发向上，努力学习的朝气蓬勃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令人向往。此外，通过组织活动，也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报纸上看不到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和沦陷区敌后解放区领导群众坚持抗战艰苦奋斗的消息。
不久，郝萌棠结束了在国立五中高中部的学习，他和何长义率领一批高年级五中同学要奔赴延安。我们英童队组织大家饭后每人带出几个馒头，不几天装满了几个大口袋，送他们上路吃。临走前，他把英童队交付五中师范高中部同学张德祥来领导（后来得知张德祥原来是五中地下党的组织委员，他是山东人，这时英童队已打破省籍的界限）。但过了些时日，令我们年幼的英童队员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张德祥拿出一封何长义从陕西某县（已记不清，大概是旬邑县）发来的信读给大家听，提到他们即将进入解放区前，被当地国民党地方驻军扣留了。郝萌棠不知被关押到何地。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初期，为什么发生这种事。但我们也无奈。后来张德祥在这段期间教我们唱了一支歌，歌词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是这样的：“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帝国主义吓得缩进头，中华民族好风光。国民党、共产党，咱们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咱们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显然，这是一支宣传中国共产党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歌曲。也显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日的中流砥柱。据说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等处流行了一阵。后来，随着国民党中反共势力抬头，听说要逮捕共产党员，五中大批的进步同学纷纷离开天水，并巧妙地越过封锁线，到达延安。在英童队中还传闻过这些同学从延安寄来的信，描述他们在延安学习锻炼的充满革命朝气的生活情景，我们都十分钦羡。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越来越嚣张，为了不致波及我们这批年幼同学受到牵连被迫害，英童队终于停止了公开活动，但少数年长些的队员如王道中则转为“民先”队员（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即后来的共青团员的前身）。继续从事地下的进步活动（以后他们又转为地下党员）。这时，经过1938年全年的教学实践，国力五中已深感仅靠玉泉观为校址难以保证学校的日后发展，经上级决定，在玉泉观仅保留高中部作为校本部，而将初中部迁至邻近天水市的甘谷、秦安二县城内，做为两个分校。
我与二哥张景沸都被分在甘肃国立五中第一分校。师范部、职业部因当时社会需要不太迫切以及多种原因而被停办。英童队员负责人张德祥只好另谋出路，他先到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成的三联书店(是接近中共的进步倾向书店)工作，不久又设法去了延安(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还未公开暴露)。临走前他告诉我们当时国民党中反动势力抬头，要注意在群众中少谈英童队的事，以便保护自己,并专心努力学习功课，将来为国家多作贡献。他的这些话我们都牢记在心。解放后我们得知他在北京曾任过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兼党的书记，又任过北京市教育局长,现早已逝世。同时，在1939年后国立五中校长也更换了数次。查良钊先被调回教育部任次长，又曾担任昆明西南联大训导长。接替他任国立五中校长时间校长的是甘肃省的国民党元老李赞亭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不久的许莲溪，这二人对国立五中中共地下党活动都没有过多注意。对1938年英童队的进步活动也就从未关心过问了。但我们这批青少年在1938年曾受到地下党的良好影响已深埋在内心了，一年前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都茫然无知已变成深有好感了，只是知道不敢轻易在别人面前暴露出来，以免惹祸。
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统一，甚至共产共妻这些谰言，我们想起曾唱过的团结抗日统战歌曲，想起郝荫棠那种可敬可亲的共产党员形象，怎能轻易相信反共宣传？解放后，很多昔日英童队员较快地靠近党，并成为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前面已提及姓名，在解放后仍保持过与我们见面联系的就有多人，列举几位如下：冈英民，他是抗战刚开始不久就由北京老家来天水的初中生。在英童队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队员。也比我们早毕业并考入大学并毕业，后来成为天水市省立一中校长兼党的书记，直至逝世；崔化民：他抗战开始由河北来天水，他在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系即将毕业时，陕西武功刚解放，解放军王震将军率部队经过西农大时号召该校毕业生可随军一同赴新疆工作，他毅然报名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后来长期留在新疆某部成为党委书记。王道中：他与我二哥张景沸在老家邢台市邢师附小即曾同班。抗战时又不期而遇同在国立五中，他在秦安初中第二分校已是地下党员，因继续地下进步活动曾被捕入天水监狱，幸赖国民党军队中同情中共的高级军官暗中相助才得以解脱，他一生无悔地迎受各种考验。解放后考入南方某大学农学院, 学术上造诣颇深，后任浙大农学院教授，现已离休，并已在遗传学科与德国某大学合作做出了优异成绩和贡献。
至于家兄张景沸和我于1944年毕业于国立五中后均先后考入西北大学和西北工学院(即现今西北工业大学前身)，以便谋求一份职业；均选择进入西北工学院(他水利系，我化工系)。1948年大学毕业后，他供职于西安市建设局，我则以学业成绩较优留校任助教。我俩都于1953年各在本单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西安市建设局迎接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负责开创了西安市城市总体建设发展规划，曾先后赴日、美、苏访问考察城市建设规划，担任西安市明代城墙修建及环城建设总工程师、市建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并曾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为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85年离休后仍继续在原岗位延期工作，直至1997年春节前后因突患脑溢血逝世；西安市原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最后，提一下我的简要情况：伴随着抗战胜利和解放后我国教育改革开放历程, 我先后在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和由清华大学化工系、西工大的化工系和矿冶系等校有关专业合并组建的北京石油学院以及后来又由北京石油学院分出扩建的四川、西安两所石油学院(现均升格为石油大学，即中国石油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和西安石油大学)任教并进行科研。1970年由于西安石油学院在文革后被石油部决定停办而被调往兰州炼油厂研究所工作了15年，担任石油部重点科研课题“兰一109”会战组技术负责人，保证该课题成功实现工业化，并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西安石油学院恢复重建后我又被调回此高校(此时我已获甘肃省第一批高级工程师职称)，因化工专在91年前尚未恢复，我曾任图书馆副馆长，获研究馆员职称。并于1990年7月延期三年退休。
关于我在1990年7月退休前的工作业绩已被载入1997年12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专家人才库”(6)一书第341页，以及2000年5月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专家大辞典”一书第702页。此处不再资述。我最后所获职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及研究馆员。
综观上述，我在抗战时期开始成长起来，并能在党培养下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些点滴奉献的历程，似乎可以使我感到自己有理由认为并没有完全虚度此生，而可聊以自慰，但实际上再反思一下，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出众的才智，那些我曾参遇过的所谓“业绩”，无一不是由于我幸运地成长在伟大祖国的抗战时代，并且较早地巧遇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组织(包括抗战初期受地下党领导的国立五中英童队和解放后正式公开的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断在组织引导和群众同志的帮助、监督下找到正确方向，辨明是非，并在组织培育支持和同志们的相互帮助协作下共同完成的。没有这些引导、支持、帮助和协助，我将是一事无成的。这已是我今生经过反复的深思熟虑后形成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